卡伦·丹尼尔·霍妮（Karen Danielson Horney，1885年9月16日—1952年12月4日），原名凯瑟琳·丹尼尔森，是一位德国出生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领域做出了深远的贡献。霍妮是新弗洛伊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对传统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扩展，尤其在女性心理学、神经症理论以及自我分析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早年生活与教育背景
卡伦·霍妮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商人，母亲则是一位才华横溢但抑郁寡欢的艺术家。她的童年经历对其后来的心理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霍妮早年在柏林和弗赖堡学习医学，后专注于精神分析领域，并于1913年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一员。1932年，因不满纳粹政权的崛起，霍妮移居美国，最终在纽约定居并继续其职业生涯。
理论贡献
神经症理论
霍妮最著名的贡献在于其对神经症的深入研究。她认为神经症源于基本焦虑，这种焦虑感源自个体早年未能满足的基本心理需求，如安全、爱与归属感。与弗洛伊德强调性驱力和俄狄浦斯情结不同，霍妮更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人心理发展的影响。她将神经症分为三种应对策略或“神经症倾向”：趋向他人（寻求认可和依赖）、对抗他人（控制和敌意）以及逃避他人（自我孤立和幻想）。这些策略反映了个体试图减轻内心基本焦虑的不同方式。
自我心理学
霍妮在自我心理学方面也有所建树，她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认为自我并非完全受潜意识冲突驱动，而是具有一定的理性思考和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一观点与弗洛伊德将自我视为本我和超我之间调节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更加突出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女性心理学
作为女性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对女性心理学的探讨尤为突出。她批判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发展的某些观点，特别是“阴茎羡慕”理论。霍妮提出“男性羡慕”概念，指出女性可能羡慕男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而非生理特征。她强调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而不是生物决定的，这一立场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
主要著作
霍妮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包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神经症与人的成长》(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等。这些作品不仅系统阐述了她的理论体系，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精神分析学说和临床实践。
影响与遗产
卡伦·霍妮的思想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及社会文化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对传统精神分析的批判性扩展，促进了心理学界对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视，以及对个体心理健康更加全面和人文的理解。尽管霍妮的一些理论在当时遭到了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许多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际关系理论的深化
在霍妮的理论体系中，人际关系占据了核心位置。她认为，个体的心理问题和神经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人际关系中的挫折和不满足所导致的。霍妮的人际关系理论强调，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自我观念、价值感和行为模式深受与他人的互动影响。
真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
霍妮进一步区分了“真实自我”（real self）与“理想化自我”（idealized self）。真实自我是个体实际体验到的自我，包含了个人的感受、愿望和能力；而理想化自我则是个体为了应对基本焦虑，根据社会期望和个人幻想构建起来的理想形象。当个体过分追求理想化自我而忽视或贬低真实自我时，就会产生内在冲突，进而引发神经症行为。霍妮主张，通过治疗帮助个体接纳并强化真实自我，减少对理想化自我的依赖，是缓解神经症的关键。
对抗文化神经症
霍妮晚年特别关注了“文化神经症”的概念，这是她对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塑造普遍心理困扰的深刻洞察。她认为，现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和压力，如过度的竞争、成就压力、完美主义倾向等，可以导致广泛的心理问题，这些可以视为一种文化层面的神经症。霍妮呼吁社会改革，倡导建立更为支持和包容的环境，以减少个体在追求社会认同和成功过程中的心理负担。
霍妮与精神分析运动
虽然霍妮的许多观点与传统弗洛伊德主义相左，但她并未完全脱离精神分析框架，而是致力于在保留精神分析深度的同时，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她的工作促进了精神分析内部的多元化，为精神分析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方向。霍妮与安娜·弗洛伊德、梅兰妮·克莱因等人一道，被认为是女性在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先驱，她们的工作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心理动力的理解。
卡伦·霍妮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批判性的思维和对人性深刻的理解，为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她的理论不仅推动了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霍妮强调的社会文化因素、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对个体自我实现的重视，至今仍对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健康实践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她鼓励我们不仅仅从个体内部寻找心理问题的答案，更要审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为促进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